傅军教授形象地将国家比作屋子，一个屋子将聪明的人挑出来进行制度安排，另一个屋子则是由当权者的亲朋好友来设计制度，那么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，第一个屋子会比第二个屋子更富有。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。19世纪初期，中国占全球人口约1/3，那时中国生产了大约全球1/3的GDP。中国在封建时代能保持富国地位，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。这一制度安排，使得中国建立了良好的人才选拔机制，从而提供了政府官僚体系的质量和效率。而同时代的欧洲国家，则是任人唯亲。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政府和市场两个维度都很落后的情况下，制度突破为中国经济领先提供了助推器。

　　不过，科举制的缺陷也显而易见。正如黑格尔所说，虽然应试者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，但是他们都是匍匐在皇帝面前的平等。这样，动脑筋的主体只有一个，其他人都是一个主体的延伸，而这样一个制度很难保证一个国家长期地充满活力。中国封建王朝的分崩离析已印证了黑格尔的观点。有鉴于此，西方人实施了制度上的超越，他们的现代公务员制度是政治中立的。

　　如今，中国人口是全球的1/5，改革开放前，中国占全球的GDP还不到5%，改革开放30年后，这个数字上升到大约10%。通过这组数据，一方面可以看出近30年中国成就非凡，另一方面，也可见中国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。也就是说，等到中国的GDP占全球的20%，我们才能回到我们200年前曾取得的相对水平。而从人均GDP来看，中国今天依然排在全球的平均数以下。不过，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。

　　傅军认为，决定国富、国穷的根本因素在于制度。这便是他在《国富之道》一书中提出的“BMW假说”。一国的财富（Wealth），是由某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纵向科层制度（Bureaucracy）和横向市场制度（Market）决定的，两组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决定了国民财富是否可以持续发展。他说，在致富的马拉松赛跑上，让中国进入世界富国之列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跑。纵向上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人才为导向、以法治为基础、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；在横向上，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为基础、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制度。毕竟，制度创新才是国富之道。